疫情之下，中国饭店协会通过调研全国28个省市区600多家住宿企业发现，今年前两个月，住宿企业营业损失超670亿元，预计全年营收将同比下滑24%，共计损失在1300亿元左右。民宿托管
对曾经风生水起的大理民宿业来说，考验更显严酷。
“再熬一下就好了”，进入2020年以来，这是高兴（化名）经常拿来安慰自己的话。从1月份讲到现在，她自己都麻木了。订单只出不进，两个多月没开张，“昨天有流水，2800块。”这也是她一季度以来为数不多的收入。
一季度，本是大理民宿业主营业旺季，但今年，大家的收入约等于零。
仅春节期间的歇业，大理马灯客栈的马老板就损失了五、六万元，他把希望寄托在暑假旺季，但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，“国庆后才恢复正常”，那个时候，他的损失在20万元以内。
马老板也想过撤离，在他看来，荣光已经停留在旧时光里，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加速大理现有民宿行业格局的瓦解。逃离成为大家的第一反应，但找不到合适的接盘侠，离开会很不甘心。
前途依旧未卜。
无力的自救
“才村小院，5间房，还有一间商铺，门口就是洱海，房东直租”，“古城6间房，精致装修位置极佳、付款方式灵活，有想法的老板联系我”，“果子园9间房客栈，原房租转租，有意私聊”……为了抱团取暖，大理民宿业主们建了一个群，如今，这个群沦为信息抛售群。
转租、承包，转让，民宿业主们希望有人能够分担风险。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发现，不时有人在群里询价，比如对于前述果子园9间房客栈，有人咨询后，认为66万元的年租金偏贵，即使老板强调是拎包入住。
（民宿业主群的转让信息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小郭是2019年接手一家有着16间房的海景民宿，在海东，民宿临洱海，中间隔了一条马路，虽然能看到海，但白天比较吵。因为是现成的民宿，相当于承包，一年房租27万元，平均下来每个月的租金是22500元，加上雇两个包吃包住阿姨的工资6200元，布草费、电费约2000元，每个月的成本在3万元左右。
暑假、十一、春节、清明等时节都是大理的旅行旺季，按照民宿经营规律，一般情况下，每年的固定支出都会在这几个阶段赚够，其它时间的收入就是净利润了。
但还没等小郭回神，疫情不期而至，一下子加重了小郭的负担。阿姨请不起了，没有客人的时间，他尽量缩减一切开支。之前四年开民宿赚到的钱开始往外“吐”，以此补贴租金和水电等必要支出。“感觉每一天晒到自己身上的阳光都特别的昂贵，真正体会到晒太阳是件奢侈的事情。”小郭无奈吐槽。
一季度已过，尽管大理市政府已经允许营业，“没有客人，这个时间节点上不敢乱动。”小郭对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说。
民宿业主们为了自救，开始寻找想办法回笼资金——转让、转租。
规模大的，一间一间或是一层一层的长租，规模小的整个院子按年转租，价格也从700元月到4000、5000元月不等，“至少有些资金回笼，不然就是干赔着”。但外地人进不去，本地人不会接，依旧有价无市。
抗压能力强的业主，土地的租金早就交齐，特殊时期只能减少支出生熬，唯一的期盼就是疫情赶紧过去。一部分资金雄厚的业主，则开始运用各种互联短视频平台，进行直播。他们期望利用无人的空档时间更多的种草，在旅游行情恢复时，收获客人。
一场疫情，迅速将“诗和远方”打回到骨感现实。
千万投入曾一年半就收回
从一个中转站、落脚点，变成很多人心中的“诗和远方”，大理只花了几年时间。
大理最早出现的民宿，是2000年前后由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建造的月亮宫和太阳宫，以及后来陆续建造的青庐、海地生活、白居，它们成为第一批大理海景民宿代表。
2010年以前，双廊登记在册的客栈不过45家。2012年，大理洱海的海景民宿呈现爆发式增长，形成了海景民宿集群，被《云南日报》定义为“大理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”。2014年，电影《心花路放》上映后，大理的知名度更是达到空前的高度。
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慕名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，民宿也越开越多。
其实，大理不止有洱海，还有苍山、古城，充沛的阳光，“苍山不墨千秋画、洱海无弦万古琴”的风景，是“诗和远方”的真实所在。
于是，来到大理开民宿的人越来越多：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和狗子一起晒太阳，一院子的花花草草，这里的色彩永远是绚烂的，蓝天、白云、满眼的红黄蓝绿赤橙紫，此外，喝茶聊天数钱数到手软。
高兴是大理高光时刻的受益者。
2014年，还在南方某知名媒体工作的她相中了双廊的一块地，签完租约，一口气付了18年地租，就开始筹钱设计民宿。一年后，她辞去工作，全心全意投入到民宿的经营中。过程虽然艰苦，但好在回报率对得起她的付出，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就把500万投资成本收了回来。
不仅是高兴，投资千万的“无舍”老板老k，2014年营业，1年半后就收回了成本。
“那个时候生意也是真的好，一间海景房旺季能卖到上千元，海景民宿的全年平均入住率达到了75%以上。”高兴对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回忆，“经常一房难求”。要知道，2015年时，只有800户人的双廊村就有426家民宿。
后来的生意就没那么好做了，越来越多的民宿陆续建起。“整个环洱海圈的129公里海岸线上有2000多家。”大理客栈协会会长李海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在大理古城和环洱海圈里，注册在案里的民宿客栈超过3600家。在oto平台上，对外销售的民宿客栈超过7900家。
（民宿热度2018年下降，价格上扬，但大理民宿均价下滑）
整个大理，遍布各式各样的客栈和民宿。
“开始变得和丽江一样了，极其浓厚的商业氛围。”马灯客栈马老板认为，大理最后的高光时刻停留在2015年。
被摧毁的“诗与远方”
事实上，随着各种资本进入，大理早已不是人们心中的理想之地。
2012年，人民路上的租金只要18万元一年，如今，18万元只是人民路上一间30平米民宿一个月的租金；一间普通民宿，2012年时建造价格还是200万-300万，到了2015年，已经涨到1000万-2000万……民宿的回本周期也从最初的1-2年，变为4-5年。
最沉重的打击，来自2017年开始的为期近两年的洱海整治。
当年，环洱海的1806家民宿都在整治范围内，违章部分全部拆除。直到2019年，陆续通过验收的民宿，在办理齐全相关证件之后，开始营业。此时，得以重新开张的民宿规模不足原来的一半。
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发现，这一期间，洱海边较为知名的《心花路放》云渡、《后海不是海》洱朵、美式风格的下沫88、嘲风、喜再、隐漫、宽海、沐村、莫舍、桃源人家等，都已经消失不见。
民宿减少，游客也来的少了，大理海景民宿主们面对的是住不满的窘境。“我之前每天的营业额有2万，现在也就几千。国庆节即便没加价，也还是没住满。”大理三家民宿老板秦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8年的情况，“以往的国庆黄金周，房价通常上涨20-30%”。
本来元气大伤的大理民宿业，又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大理民宿业主们再迎沉重打击。
“即使没有疫情，大理的民宿业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期。”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前民宿业主告诉无冕财经特约研究员，“政府没有好的发展思路，没有引导政策，肯定干不过其他地区。”
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。《人民日报》曾在2018年发文指出，“大理的民宿，太不具有参考性。江浙沪民宿正以惊人的速度形成方法论，而大理民宿却面目模糊，基数庞大，难以分类。”
大理面对的困境不仅有自身定位不精准，还有来自国内同行的强大竞争。来自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2017年数据显示，民宿发展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是成都、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广州、西安、厦门、三亚、杭州和丽江。大理早就不在前十之列。
而为了激励本地民宿业发展，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利好政策。
重庆南川区为了发展民宿业，推出了“以用地的形式为民宿业主确认产权”的政策；浙江松阳为激励旅游民宿业发展，积极促成当地基础设施建设，还给予真金白银的现金奖励；浙江省政府更是《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》，对民宿行业进行规范；西安2019年出台方案，西安市财政每年从旅游发展专项中安排资金用于支持民宿发展。
在骨感的现实中，大理的“诗和远方”失去了色彩。